人类学家布鲁纳说过这么一句话：“故事一开始就已经包括开始和结束，因而给了我们框架，使我们得以诠释现在。”医生们所处的外在医疗环境的动荡，逆向反观却也是自身朴素本真内在修炼的培养皿。  凯博文，国际知名的社会和心理学家、医学人类学家，曾在他的《疾痛的故事》里提出医生也应该学习人类学家写民族志。 民族志是依据重大社会和心理学的主题诠释自己观察发现的文件，通过民族志学者对环境的观察，而做出对当地文化、行为的合理诠释，虽然也有系统的方法论，但终究带有感性的同理心，让医生学习人类学和民族志写作？这与讲究精细化、专业化的医学难道不是背道而驰？ 若是追本溯源，凯博文这一观点的提出或许与医学的“目的”有关。 凯博文认为，医学的目的是既要控制疾病过程，也要有减缓患者痛苦的经验，医学不仅是科学的、标准的，也常需要医生能做到理解和抚慰。 这在慢性病患者与医疗系统的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慢性病患者的疾病往往无法治愈、要伴随终身，这时候，帮助处理由病症引起的生活困难，并安慰他们，消除他们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就变成了主要问题。一名糖尿病病人最终的死亡可能并不是因为某种并发症，而是在并发症偶尔发生的过程中被对死亡的忧虑所“压垮”，如果他的主治医生希望他活得更久，或许应该在胰岛素之外，给予更多心理疏导。 这种“理解和抚慰”在医疗过程中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存在，可我们的医学教育却往往忽略对医生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素养的培训，“医学院的新生，如我们所见，常常对他们最初访谈的几位患者的故事生出敬畏之感，这种感觉鼓励他们对疾痛叙述产生真心实意的公民。可是后来他们都学会了把这种永远是独特的经验转化成例行公事。” 专业化的过程会抹杀一个医学生新手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畅想，进入医学院的时候，他们都记得“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工作几年后，他们偶尔想起当年理想主义的自己甚至会觉得羞耻，因为“安慰”这件事并不能看出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他们渐渐地，只把医生当作职业，忽略病人的需求，一味追求高技术。 “目前的医学教育机构，对慢性病人医护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这种教育鼓励医生相信，疾病比疾痛更为重要，他们只需要生物医学知识，而不需要疾痛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他们相信，心理治疗是不识时务的，只有精神科医生才必须学习。” 可医学院新生在他们起初听到故事时所产生的共鸣或“敬畏之感”分明是弥足珍贵的，这与民族志的观察描写心境有某种相似之处：一个优秀的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的过程中，会从当地原住民的经验和思想模式出发，激发自己深入、系统、富于想象的同理心，而这一同理心的有无和程度高低也影响着最终民族志的观察与诠释是否合理。 同样地，一名优秀的医生也需要拥有同民族志学者相似的感性能力。 “他们都相信经验是第一位的； 他们也都更像注重观察的科学家，而非实验师； 他们还像诗人和画家一样，专注于细腻的感知； 他们都追求沟通的精确性以确保了解真相，却也都有出于社会习俗和个人防卫需要的隐藏私密意义和伪装经验的亲身体验。 符号语言的本质真相——也就是说，每一件事都可能是一个征兆，而且征兆间的关系暗示着更广更深的意义。” 《疾痛的故事》一书里有关于如何进行临床民族志写作的“攻略”，包括如何制作病人的生活简历、建立合理的解释模式、引导和发现患者（家属）的模式等等。虽然临床医学与文化人类学属于完全不同的学科，医生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仅是一名观察者，也有着治疗的承诺，不过不管在什么时候，还是不要忘记“总是去安慰”吧。 【写在文末】 《疾痛的故事》作者：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又名凯博文) 1967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部主任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现任哈佛研究生院及医学院终身教授。 作为国际医学人类学界和精神卫生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于1980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医学人类学勋章。1983年起，任美国科学院医学部终身委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世界卫生组织(WHO)顾问和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资深顾问，并曾获美国人类学学会的最高奖项——博厄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