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56岁,因“发现肝脾肿大30余年,全血细胞减少2年,反复乏力、腹胀1年”入院。 现病史:患者30余年前发现“肝脾肿大”,未接受规律诊治。2年前检查血常规的结果为全血细胞减少,腹部B超检查提示肝硬化、脾大;查乙肝五项均为阴性。未予诊治。1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疲倦乏力、腹胀,伴双下肢水肿,当地医院诊断为“肝硬化失代偿期、门脉高压症、食管胃静脉曲张、脾大、脾功能亢进、腹水”,给予保肝、利尿治疗后好转。8个月前再次出现疲倦乏力、腹胀,伴双下肢水肿,当地医院给予保肝、利尿及人血白蛋白支持治疗后好转,出院后继续保肝、利尿及对症治疗。15天前再次出现疲倦乏力、腹胀,伴有食欲减退、恶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伴双下肢水肿,家属发现患者反应较为迟钝遂来院就诊。患者腰部不适3年,加重伴走路不稳2个月,诊断为“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服用碳酸钙、骨化三醇治疗。患者妹妹因肝病去世。
查体:神志清,定时、定向、定位能力正常,计算能力下降,扑翼样震颤阳性,慢性肝病面容,皮肤、巩膜未见黄染,可见肝掌,未见蜘蛛痣。心肺(-)。腹平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肋下约2 cm,边缘钝,质韧,无叩、触痛,脾脏肋下约3 cm,质软,无触痛,移动性浊音阴性,双侧下肢轻度凹陷性水肿。 辅助检查: 血常规:WBC为2.20×109/L,Hb为92 g/L,PLT为33×109/L; 肝功能检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为45 U/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为72 U/L,总蛋白(TP)为59.8 g/L,白蛋白(ALB)为34.3 g/L,碱性磷酸酶(ALP)107 U/L,γ-谷氨酰转移酶(GGT)为113 U/L,总胆红素(TB)为29.1 μmol/L,直接胆红素(DB)为16.4 μmol/L。 血氨为66.9 μmol/L。 血清肿瘤学指标:癌胚抗原(CEA)10.02 ng/ml,甲胎蛋白(AFP) 6.33 ng/ml,CA19-9为4.92 ku/L; 乙肝五项除了HBcAb阳性之外,均为阴性;HBV DNA<5×102 copies/ml;抗-HCV阴性。 IgM为1.99 g/L、IgG为12.2 g/L、IgA为2.72 g/L均未见异常,抗胃壁细胞抗体、抗平滑肌抗体、抗线粒体抗体均为阴性,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PR3、-MPO、抗线粒体抗体-M2、-M4、-M9、抗可提取核抗原(ENA)抗体-SSA、-Sm、-SSB、-RNP均为阴性,抗核抗体1:40 铜蓝蛋白为5.01 mg/dl,血清铜为3.47 μmol/L 腹部B超:肝硬化伴腹水、脾大,左肝内囊肿。 腹部C:肝硬化、脾大、门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腹水;肝多发囊肿;腹腔多发小淋巴结。 胃镜:食管静脉曲张、慢性浅表性胃炎。 眼科会诊:K-F环阳性;,明显降低; 颅脑核磁:双侧半卵圆中心及基底节区多发腔隙灶;脑萎缩;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双侧豆状核信号减低,结合临床可符合肝豆状核变性。 肝穿刺病理活检:肝硬化(活动期)、肝豆状核变性;
诊断;肝豆状核变性,肝硬化失代偿期、门脉高压症、食管胃静脉曲张、脾大、脾功能亢进,低白蛋白血症、肝性脑病(Ⅰ期); 治疗:继续给予保肝、降酶、利尿、维持电解质平衡、抗肝性脑病及对症支持治疗的同时给予驱铜治疗,嘱患者低铜饮食,因患者已发展至肝硬化失代偿期,应用低剂量青霉胺及葡萄糖酸锌驱铜治疗。
肝豆状核变性,又称威尔逊(Wilson)病,是一种遗传代谢障碍性疾病,基因的突变导致铜的代谢障碍,导致铜在肝、中枢神经系统、角膜等多种组织器官过量沉积,引起组织器官损伤。在肝脏过量沉积可引起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甚至急性肝功能衰竭;在中枢神经系统过量沉积可引起以震颤、肌肉张力障碍为主的神经系统症状及精神症状;在角膜的沉积形成K-F环,这是一个肝豆状核变性较为特异的体征;铜也可在肾脏、骨关节、心脏等部位沉积造成相应组织器官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