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北归的燕子姗姗来迟。   我拿着主任用了多年已经泛黄却很好用的听诊器在丈量着我刚起步的医学生涯，充满了激情和理想，从没有体验过痛苦和悲伤。   一个人管理着16个病人，书写着山一样高的病历。   她突然走进了肿瘤内科的病房，带着期望和失望。   “这里还有病房吗？”从几十公里之外赶过来询问病房的她嘶哑着声音问道。   她的衣服上还散落着未融化的雪花，她的眼睛里还书写着一个家庭的悲伤。   患者是她相濡以沫的丈夫，肺癌晚期的事实正在无情的带他离开这个浮浮沉沉的人世间。   我看着她拿过来的检查单，在心中已经为他宣判了死刑：“颅内转移、肝脏转移、腰椎转移、胸腔积液、腹腔积液、低蛋白血症、重度贫血、低钾血症、低钠血症…….”。   那个时候没有人在乎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因为医生感受不到病患的临终的痛苦和恐惧，因为病房永远要优先为那些还有治疗价值的患者服务。   “还有一张空床，但是已经预约给了一个新发现肺占位的患者。”主任很为难的摊了摊双手。   在主任拒绝她的那一刻，我从她的眼神中看见了一丝绝望。   我赶紧转过身去继续书写病程记录，因为我还没有学会拒绝。   夹杂着雪花的风从没有关严实的窗缝中挤了进来，将我放在案头的文书轻轻掀起。   我探出头去，远远的只看见她继续站在主任办公室门前，就像城市广场中央的那座多少年不曾变化的雕像一般。   她的坚持换回了主任的妥协，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丝希望。   主任将已经预约床位的新发肺占位患者移到了走廊加床，将几乎已经被宣判了死刑的他收进了病房。   有人说：“主任什么病人都收，这个病人已经处于临终阶段，没有任何治疗价值。”   甚至我也有一丝焦虑，因为这样的病人往往意味着厚厚的病历和化验单。   生命的尊严到底该如何得到保证？   医者的爱心到底该如何得到体现？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一堆简单的疾病名称。   我们要治疗的是一个人的整体，而并非单个器官的功能障碍。   比如她的丈夫，一位被发现肺癌十个月的59岁男性。   因为已经处于肺癌晚期，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所以已经没有医院愿意接收他。   我根本不愿意说起原因，因为那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太无情。   什么叫做没有治疗价值？   难道说治疗价值就是治愈或者康复的话，是否有些太狭隘？   难道说减轻一个将死之人的痛苦就不能体现治疗价值吗？   抛去治疗价值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在能预计到患者即将死亡的结局后，人心最无奈的现实之中，他们考虑的是会不会有纠纷，而不是患者如何安详的离开。   那一天，她带着湿润的眼角站在我和主任的面前：“我知道他活不了几天，可是我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他死掉。那样的话对他太残忍，对我也太残忍。”   在得到她的承诺后，主任为她办了住院证。   当我第一次看见患者的时候，我深深的震惊了。   已经骨瘦如柴处于恶液质状态的患者竟然还强装着微笑谈笑风生，而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消沉萎靡。   他是当地一所大学研究院的教授，时刻都在保持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体面和风度。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伙子，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有什么话你直接和我说吧。”   第一次为他胸腔穿刺时，或许他看出了我的紧张，安慰我说道：“如果在我这样半个死人身上都穿不好，你以后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只管来穿刺！”。   当时，心高气傲的我觉得他小看了我。   多年后，这句话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让我感动不已。   北归的燕子终于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也慢慢带走了他所剩不多的生机。   终于有一天，在经历了短暂的昏迷之后，他气喘吁吁的告诉我：“还有三天就是我六十岁的生日，帮我撑过去！”。 年轻的我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因为他的病情已经完全脱离了控制，随时可能会导致死亡。 我甚至在心中默默的想：“如果我轻易的告诉他和家属还可以撑几天的话，会不会惹上麻烦？” 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明白：在科学之外，还有着人心。 我后悔当时自己的沉默，我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给他一个善意的谎言。 病房外，她的妻子一边准备着寿衣一边淡淡的告诉我：“女儿说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要给他一个惊喜，其实那有什么惊喜，只是不想让他轻易的睡过去。” 那天下午，他还是走了，带着遗憾走了。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鼓励我的话。 直到如今，我依旧在后悔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那怕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 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它如同一把利刃插在心间，让人悲痛且无法呼吸。